此文发于2014-06-30
博社村，1.4万村民，而且还是单姓村，全部姓蔡。多数时候，这样的超级村庄隐而不显。博社意外被关注，源自其制毒
社戏与祠堂
夕阳尚未落山，大喇叭开始播放震耳的戏曲，临时搭建的戏台前面，一排排长条板凳已经摆好，凳子腿上工整的毛笔字标明了它所属的祠堂名号。小孩子绕着长凳追逐打闹，旁边是售卖各色小吃的摊贩。不过，最忙碌的要数那些卖香火等祭祀用品的小商店，老板娘招呼着伙计将一捆捆冥币抱到客人的电动车上。戏台旁边的空地上，摆了几张破旧的长桌，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正在慢悠悠地准备笔墨，他们都是博社村老人理事会的成员，有人负责收钱，有人负责记账。村里请社戏需要按人头收钱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每人15元。一位老人告诉我，这些当然不够，不过不要紧，有钱人自然会额外多拿一些赏钱出来，动辄10万元也是常有的事。
去年农历腊月十二，扫毒行动过后两星期，我第一次去博社，正赶上村里唱社戏。这是数百年不变的习俗，要连唱三天，其中第二天——腊月十三是活动的高潮，是博社村比春节还要热闹的节日，这一天全体村民都要来祭祀博社村的创始祖先，俗称“请老爷”。
其实，“老爷”早就被请出来了。在戏台正对面，一个用蓝色铁皮瓦搭建的简易棚里面，供奉着始祖的牌位和几尊神像，因为烟熏火燎已经变得黑黢黢的。两个巨大的铁炉子专门用来供村民们烧纸，但是，由于来烧纸的人太多，很多人干脆就在水泥地上把纸钱点着了，以致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专门的人提着水桶来“灭火”。一位老人会的理事告诉我，历年的祭祀是要到旁边的祖祠里去进行的，但现在博社的蔡氏祖祠正在翻修，只好在旁边搭建了这个铁皮棚子，本来只想临时过渡，没想到工程拖了两年多时间，还没有完工。之所以戏台要正对着祠堂，用他们的话说，戏就是“唱给老爷听的”。
要听戏的不单单是始祖老爷。循着声音去寻找戏台的路上，我需要在蛛网般的小巷里穿梭很久，不时就会见到一幅小型的电影幕布挂在墙上，旁边摆放着一台简易的放映机、一台柴油发电机和一台音响，放映的都是制作粗劣的地方戏或老电影。但奇怪的是，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，片子放给谁看呢？原来，幕布正对面就是一座刚刚翻修过的崭新的祠堂，大理石雕刻的门框上还留着刻刀的新鲜痕迹，正殿里供奉的牌位也是崭新的，唯有墙上挂的牌匾和带有题字的镜子略显陈旧，是从之前的老祠堂里搬进来的。看守祠堂的一位老者向我解释，若祠堂翻新，祖宗重新入祠之后，子孙们一般都会请来戏班子唱几天。最近这几年兴起了“放电影”(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流行了，在甲子小时候我就看过李连杰的《少林寺》，不过那时候是给人看也是给神看，现在没人看了，不过这个传统还保留着。)，图个省事，每天100块钱，可以请“祖宗们”听上十天半个月的。为此，还催生了一批专门下乡给“祖宗们”放电影的班子，骑着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，晚上固定来收摊，天亮再摆出来。
如果算上那些年久失修的老祠堂，博社村大概一共有40座祠堂，它们都集中在一起，整齐排列，密密麻麻，与村民们的居住区分开来，建筑样式也是一模一样的明清古民居风格。从远处看，一片灰蒙蒙的明清老屋之中，点缀其中的绿色琉璃瓦房顶格外显眼，那就是翻修后的新祠堂。尤其最近三四年，村子里翻修祠堂的工程一直没有停止过，不断有新祠堂竣工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，也就一直没有断过。
那场景有些荒诞，又有些瘆人。想象一下，走在一米多宽的长巷里，一转角看到幕布上那些穿古装戏服的演员，扯着悠长的唱腔。一阵风吹来，晃动的幕布扭曲了他们的脸庞和身躯，周围空无一人，只有装饰奢华的祠堂中一列列的祖宗牌位在静静聆听……我不由得加快脚步，从浩瀚的祠堂群中冲出来，戏台上已经开始有人敲锣打鼓暖场了。
博社村一年两场社戏，另一场在正月十二到十九。如果遇到三年一度的“上灯节”更是热闹。添了男孩的家庭和刚刚结婚的男人，都要提前去祠堂的理事会报告，然后制作各式灯笼去祠堂上灯，庆祝添丁和成人。除此之外，这一天还有一件对博社村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项——每隔三年，博社村新选出来的理事会负责人要在上灯节这一天正式上任。
理事会又叫“老人帮”，村民们都称呼负责人叫“总理”。这几天，村里最忙的人就是“总理”，请社戏和祭祖是理事会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。一个月前刚刚上任的“总理”蔡奇鹏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，风风火火地指挥着理事们招呼戏班子、清理焚烧过的纸钱，还要开灶做饭供大家吃。他几次冲我摆摆手，大声说“很忙”，然后一溜烟儿地跑掉。有一次他差点就告诉我自己的手机号码，可是刚说了三个数字，旁边就冲过来一个年轻姑娘，拽了他一把，然后冲我吼了一句：“他不用手机！”别人告诉我，那是蔡奇鹏的儿媳。
表面的热闹暂时掩盖了村庄的尴尬。就在村子的另一头，废弃的小学教室里，从全市公安系统抽调上来的30多个警察已经安营扎寨，虽然缉毒大行动已经结束，但留下的扫尾工作依然繁重。社戏开唱之前，还有一队警察在戏台旁边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里，对一座老屋进行了里里外外的搜查，大概是遇到些麻烦，警察只好来把“总理”叫去做工作。理事会的一个老人悄悄告诉我，就在当天晚上，大房的房头还要召集本房代表，讨论禁毒的事情，因为此次行动中被抓的制贩毒成员，来自大房的人最多。“外人不能参加，严格保密的。”
新“总理”蔡奇鹏个头不高，眼神机灵，约莫将近60岁，据说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的戏班子唱戏，固定的角色是演奸臣曹操。不过，大家对他的另一个名字更熟悉——蔡鸟。在博社村，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平时大家叫的，比如蔡鸟；另一个则是写在族谱上的，比如蔡奇鹏，严格按照辈分排序下来，他是奇字辈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蔡奇鹏算是最早一批走出村子的生意人，去到深圳收废品，直到两年前才退休回乡。现在几个儿子还都留在深圳，仍然做着废品收购的工作，他也以此向大家表明，自己家族与毒品生意保持了距离。
第一次拜访博社村的经历，于我而言是非常沮丧的。扫毒行动刚刚结束，每个村民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性。听到我说普通话，不管说什么，对方的回答总是一句话——听不懂，虽然这三个字也是用普通话说出来的。第一天我进村子想打听蔡奇鹏家在哪里，结果问了不下20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肯说。村子里基本没有外来人口，就连通婚也大都是本村内部联姻，后来我偶然遇到一个外省嫁过来的媳妇，她感慨自己嫁过来五年，终日在家相夫教子，没出过几次村子，也基本没有听到过普通话。在百度“博社吧”里面，年轻人义愤填膺地讨论着媒体上的“不实报道”，但在现实中，没有一个人肯和我谈论这个话题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对我这个外来者唯恐避之不及。
今年6月初，我再次拜访博社。简易的铁皮祠堂还在，旁边翻新的宗祠已经基本完工，两扇大门上各自画了一文一武两个门神，正门上方是四个鎏金大字——蔡氏家祠。正门两侧的影壁上，是大理石雕刻的狮子和大象，门楼的梁上则是五颜六色的数百个小神像，也是大理石雕刻而成，涂着鲜艳的颜色，形态各异。这座供奉博社村创始祖先蔡登瀛的祠堂，名为源远堂，是博社村的总祠堂。
宗祠在华南地区的普及始于16世纪20年代的“大礼议”之争。1521年，明武宗正德皇帝死时无嗣，继位的嘉靖皇帝是他的堂兄弟。朝中大臣，大部分都认为维持皇帝血脉是至关重要的，因此，他们要求嘉靖皇帝以正德皇帝继子的身份奉祀他，名曰“继嗣”。但是，嘉靖哪里肯，他坚持要以“孝”的名义，来奉祀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，谓曰“继统”。到底是应该“继嗣”还是“继统”，嘉靖皇帝与朝臣们争论不休，几次因为在京师建兴献王庙而正面交锋，大部分朝臣在皇宫的左顺门集体下跪，伏阙苦谏，请求嘉靖皇帝改变初衷，不少人还因此被锦衣卫逮捕，并被廷杖。当时，朝中有五名官员是公开支持嘉靖皇帝的，而这五人中，就有三人来自珠江三角洲。
最后，这场争论以强势的嘉靖皇帝取胜而告终。“大礼议”之后，先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富裕人家，仿照官方“家庙”形制修建祠堂，后来连贫穷人家也跟着建祠堂，并把土地划拨到祖先名义之下，以便应付祭祀祖先的开支。由此，宗祠在各地，尤其是偏远的华南地区遍地开花，成为连接王朝皇权与地方族权的一根坚实纽带。
有记载的博社村，起源于南宋嘉泰四年（1204），登瀛公从福建莆田县迁至博社。史料记载，蔡登瀛的祖父是当朝的四品官，父亲是六品官，因为自家外甥犯事，怕被牵连，遂举家迁至惠来县的鲁阳村。因为与相邻的东岐堡庞员外家是亲戚，便送蔡登瀛到庞员外家做管家，博得员外家一位风水先生的赏识，后在他的帮助下，购置一地，先搭一草棚安住下来并成家立业。后来他的几个孩子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，按照以前那位先生的嘱咐，把草棚改建为蔡氏家祠，以纪念父母。
历史上，源远堂经历了几次大修。第一次是明朝初期，蔡登瀛的四世孙蔡开浓和蔡开创组织扩建源远堂，先建后厅三间，一拜亭配两廊，接着建官厅，最后建门楼，属土石木瓦结构，三进两天井式，三山门，门楼配有一对大石鼓。明朝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科举进士、任河北省饶阳县正堂的蔡春迈，回乡时组织族人修复源远堂。到了清乾隆年间，族正蔡萃嘉又组织族众改建过一次源远堂。
最近的这一次翻修，始于两年前，耗资上千万元。除了按人头每人均摊100元之外，其余全靠村里的实力人家捐赠。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经被逮捕的村支书蔡东家，他捐了50万元，“当然没人敢比他捐钱更多”。整个工程由蔡东家主持，因为他集村支书与村主任于一身，集资和捐资款干脆就放到了蔡东家的个人账户上，因为案发后冻结，据说现在还欠工程队很多钱。不过，这都不是博社人关心的，真正牵动大家心弦的只有一件事——源远堂修好了，甚至堂前的水塘也按照风水先生的布置完工了，可何时请祖宗们重新入祠，却成了难题。因为最初开工的日子，就是找风水先生按照蔡东家的生辰八字来定夺的，现在他出事，该由谁来主持？这是眼下摆在博社的一个棘手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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